经济观察报2021年

小企业也能拥有“大能量”,一个属于专精特新“小巨人”的商业时代正在到来。

基于此,经济观察报2021年年终特刊——年度商业人物,我们将目光聚焦在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企业家身上,启动经济观察报全媒体平台,为政策和资本如何助力其发展搭建沟通的桥梁,为更好持久培育和壮大这一商业群体提供借鉴与启示。

1790年的法国与1789年的法国存在着截然的差异吗?欧洲历史在1915年与1914年间如同横亘了一个世纪?在中国人心目中,1912年的中华民国与1911年的大清王朝是否如此迥异?经历过1945年爆炸的世界,莫非已经面目全非?在苏联解体的1991年两侧,环境真的泾渭分明?

历史学家忙于在浑浊而庞杂的历史河流中插上显著的标杆,以辨清它的流向与流量。所以,尽管历史的发展是绵延、渐进的,我们却往往习惯赋予某个年份、某个事件以转折性的意义,仿佛世界从此被拦腰斩断,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著名的表达:“在1910年12月左右,人性彻底改变了……”毫无疑问,2001年将进入那些被我们称作“辉煌、惨烈、壮观、不朽、改变人类命运的”年份的行列,尽管身处其中的我们在目睹了表面盛大的戏剧之后,心中暗暗承认历史并没有掉转方向,它不过是暂时性地出了轨。

在2001年的第1天,喜悦与希望是整个世界的主题,人们再一次把2000年的庆祝仪式重复了一遍,反正谁也说不清哪一年才是新世纪、新千年的开端。主要大国的元首中,除了克林顿即将蛮不情愿地离开白宫,中国国家主席、俄罗斯的普京、日本的森喜郎、英国的布莱尔、法国的希拉克、德国的施罗德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人民日报》的社论代表了国家对自己的期望,“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则说,委内瑞拉以胜利者的姿态迈入21世纪,21世纪是该国的黄金世纪……

为了迎接新世纪,15名跳伞爱好者从390米高的马来西亚双子塔(当时,摩天大楼还是个让人骄傲的东西)上跳下,参与者中34岁的沙特人阿尔希加兰恨恨地说:“如果有人想要打破我们的这一记录,他们就得等上几十辈子。”中国人在长城举行集体婚礼,推倒了350万张多米诺骨牌;将近40万美国人挤到了时代广场,和市长朱利安尼与拳王阿里一起过节;墨西哥内裤小贩走足了运,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购买红色内裤以求平安。

当然,我们不仅有欢乐。哥伦比亚游击队破坏了14个城市的输电系统,该国50万人在黑暗中迎来了新世纪;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一些交界处,新年是在相互射击的枪声中开始的;在荷兰,一场大火吞噬了一家夜总会,5名狂欢者被烧死;而土耳其一家百货商店则发生炸弹爆炸事件,10人受伤……

当然,从整体上看,世界仍旧有条不紊地延续着2000年的惯性。对于Nasdaq暴跌以来的世界经济,大多数经济学家依旧心怀乐观,美国经济还没有步入衰退,dot-com英雄们仍指望重蹈辉煌。美国刚刚度过一场闹剧式的选举,他们的新任总统乔治·W·布什是被最高法院选举出来的。但美国甚至全世界的公众都在想,谁当总统都不重要,关键是格林斯潘是美联储主席。1月3日,格林斯潘下调了0.5%的利率,立刻刺激了华尔街股市的大幅飙升。

政治人物的更迭与遇刺给1月增加了变数。1月21日,小个子女人阿罗约取代了以忘恩负义著名的埃斯特拉达成为菲律宾新总统,之前几天,即将离任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对媒体透露说,女性的性别赋予了她的政治生涯以更多的便利。至于隐藏在女性的阴柔后面坚硬的内心,54岁的阿罗约与几个月后的印尼新总统梅加瓦蒂将证明给世界看。以色列强硬派人物沙龙试图东山再起,这位1982年的国防部长在为自己偏高的年龄辩护时说,比1940年上台的丘吉尔大不了几岁。1月16日,刚果总统卡比拉被一名孩子刺杀,金萨沙的居民对前途充满不安。

当然,1月20日的美国新总统就职典礼还是媒体报道的中心。是的,就职演讲很不精彩,但这毕竟是约翰?亚当斯父子之后第二对父子总统。仅仅超过5成的美国人参与了总统投票,其中一半多还给了戈尔,所以新总统渴望弥合国家的分裂。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与俄罗斯)则关心这位1978届哈佛MBA是否会延续克林顿的政策。

政治分析家说,布什先生可能比里根还要保守,新领袖尽管常常说错话(欧洲人觉得他真是没文化),但却一遍一遍清晰地发着NMD的音。俄罗斯人与中国人都觉得小布什这个举动是冲着他们的,要制造“新冷战”气氛,所以坚决不同意废除反导弹条约;对抗过9位美国总统的卡斯特罗希望新总统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粗野。

相比之下,克林顿一下子显得可爱多了。《名利场》杂志拍下了他在白宫收拾东西时的忧伤劲儿,《大西洋月刊》在说“克林顿时代的终结”——那个繁荣而充满喜剧色彩的时代过去了,而他自己则说:“我可能算不上最伟大的总统,不过在白宫度过了最有趣的8年。”

他才54岁,仍旧精力旺盛,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离任总统之一。所以一位法国学者写信给《》说,可以让我们的比尔来参选法国总统,因为美国的一部分曾是法属殖民地,克林顿参选完全符合法国宪法。

克林顿没有采纳这个激动人心的建议,而准备著书立说,巡回讲演,以偿还莱温斯基案件欠下的巨额诉讼费。在接下来几个月中,他的足迹遍及欧洲、亚洲、非洲。《》说他仍旧像摇滚明星一样受欢迎。当然,他在收取每场10万美元的讲演费时,也在波兰收获到掷来的鸡蛋。

旧式思维仍主导着大多数权势人物。在1月,贫铀炸弹在波斯尼亚战争引发的后遗症,让人们重新想起了核冷战时代。布尔热津斯基称,下个世纪仍旧是美国世纪,美国必须肩负起责任;戈尔巴乔夫在致布什的公开信中却说世界不希望是美国的世界。

于是一些更富前瞻性的声音被淹没了。一份美国国防研究基金会的报告表明,全球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其中以中亚为甚。在以100为最高限的等级中,阿富汗的不稳定性为99.1%。报告说:“阿富汗不仅自身卷入了中等规模的内战,还在支持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车臣和其他地方的和叛乱行动。”

不对等性在这些令人不安的事件中是个显著的特点。令泰国与缅甸人不寒而栗的恐怖组织——上帝军的首领,是一对只有13岁的孪生兄弟。泰国总理川·立派亲往丛林督战,在将这群主要由少年组成的游击队击溃时,这对叫约翰尼和卢瑟·托的目光迷离、虚无的兄弟对总理说,他们很愿意上学,并回到父母身边。

1月28日至2月4日,在瑞士小城达沃斯举办的2001年度的世界经济论坛失去了昔日的光彩,连续几届会议的王子“新经济”缺席了,这届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减小南北差异”,这个问题将在年底才真正凸显出危险。倒是李光耀说了一句经典、一反常态的话:“在信息技术时代,年轻人和一副灵光的脑子是巨大的优势,在我们的国家做决定的是老人,他们行动迟缓,会错过机会。”

不安定感随着世界经济的进一步放缓与布什一上台就刻意表现出的强硬、孤立姿态而有所增加。2月6日,倔强的沙龙当选以色列总理在第二天就参观了犹太教的圣地哭墙,并对记者说:“我参观了耶路撒冷,这是犹太人3000年来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强硬的沙龙与咄咄逼人的美国安全顾问赖斯彼此欣赏。73岁的老人承认在去年两次见到这个46岁的单身女人时,他都无法集中精神,因为“她的双腿很好看”。

美国新总统似乎是一切不稳定因素的核心。在2月11日,他匆匆地对伊拉克发动了空袭,似乎是为了纪念其父亲发动的战争10周年。布鲁金斯学院的一位高级研究员在看完空袭录像后评价说,总统的脑子里是一团浆糊。而中东再次升起强烈的反美情绪,伊朗指责这是“冒险主义的表现”。

而仅仅两天前的2月9日,美军核潜艇“格林维尔”突然在瓦湖岛南14公里浮出水面,撞沉了一艘叫“爱媛号”的日本渔船,9人死亡。这个立刻在日本引起轩然的灾难将两国首脑推向了危险的境地。据日本媒体报道说,他们的首相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仍旧悠闲地打完了高尔夫球,他还说“这哪里是危机处理,不过是意外罢了”。经过调查,这个事件是因为美军指挥官擅自将控制权交给了一个游客,这个游客将为此游戏行为付出终身的忏悔。

一位名叫罗伯特•菲利普•汉森的美国特工则加速了“冒险主义”气氛在美俄之间的蔓延,中情局发现现年56岁的汉森在1985年致克格勃的信中写道:“我马上寄去一箱文件……它们是有关美国情报机构的一些高度敏感和机密的计划”,他为这些文件定了10万美元的价。这个新时代的詹姆斯•邦德却承认钱不是目的,双重间谍是他的梦想,“我14岁那年就决定走这条路,我读了菲尔比的书。”克格勃出身的普京觉得尴尬,他从心里渴望成为美国的盟友,至少是北约的伙伴而非敌人。尽管底气不够充足,俄罗斯帝国的确在进行富有成效的转型,库尔斯科号的沉没让普京去年大丢面子,但他依旧是俄罗斯人民心中的希望。去年春天,上千人竞相领养一名在垃圾箱内拾到的婴儿,仅仅因为医生给这个当时被冻得瑟瑟发抖的婴儿起的名字是“弗拉基米尔•普京”。普京夫人柳德米拉的评价或许比人民更为有力:“可惜,我的丈夫待人不留情面,但他是我的如意郎君———他从不酗酒,也不打我。”

“爱媛号”加重了日本人对于生活的不满情绪,而东亚国家则对日本篡改教科书事件愤恨不已。当然,中国人的主要心思仍旧放在申奥上。2月21日奥运会评估团第一次赴北京考察,他们满意地听到北京将投入178亿美元改建市容的计划,而北京人更喜悦地听到副市长刘敬民的话:“我们提出申请,关心的不只是城市建设的发展,还要建设功能社会……8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知道将来要举办奥运会,我们就会建立更加民主的制度,就会让中国更加向世界开放。”

中国的改革令人瞩目,中国人对申办奥运会、冲击世界杯、进入WTO三大主题充满憧憬。在《财经》杂志披露了证券市场令人咋舌的黑幕后,证监会加强了管制,并在2月19日开放了B股市场,香港铁娘子史美伦则在2月27日远赴北京成为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开始了港人参与治理中国股市的第一步。在接受《》采访时,她说股市监管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的原则,很显然,这是一项常识性的教育。打击腐败是中国政府展示改革决心的另一种方式。2月23日,7名参与远华走私集团的罪犯被处决,在去年进行的第一轮审判中已有十几个人丢掉了性命。流窜在加拿大的主犯编织了一张涉及千亿元、数百名高级官员的犯罪网,他的大本营红楼在对外开放后, 吸引了无数公众参观。

世界经济在2月份乏善可陈,《财富》评选出最受尊敬的10家公司,通用电气再次蝉联,传奇CEO韦尔奇却对 dot-com情有独钟——“我们认为创建网站是一件非常神奇——类似于夺取诺贝尔奖的大事”。关于经济何时复苏的争论仍在继续,但是谁也没太担心。华尔街似乎开始期待生物技术将创造下一个奇迹,因为参与人体基因组计划的中、美、德、日、法、英专家在2月12日共同宣布,人类基因组共有32个碱基对,包含了大约3万到4万个蛋白编码基因。从多莉羊即开始的对人类神圣性的忧虑,再次泛上了保守主义者的心头——造人的权力正在从上帝手中转移到科学家手中。但华尔街分析师相信它将创造惊人的利润。美国新总统“没文化”的声誉在该月内不断跃升,他几乎搞不清“可卡因”与“可可”的分别。不过他的幽默感还算好,在2月23日接见布莱尔时,两人称都用相同的高露洁,老婆都了不起,共同点多得数不清。但并非所有人都喜欢他的幽默,在2月18日首次接到普京的电话时,喜欢给人起外号的布什称对方为“驼鸟腿”,这比发展NMD还叫普京光火。布什的高级助理们总是搞不清楚他说的“蛇”指的是司法部长,还是国防部长,国防部长可能是“手枪彼得”,也可能是“鸡肉人”。

政治与文化上的彼此误解蔓延到3月。3月1日的《商业周刊》说,美俄真有可能回到冷战时代。著名专栏作家查尔斯•克洛萨默在《时代》上撰文说,布什学说正在形成,即主张美国应该做美国自身安全所必需的事情,而不必顾虑俄罗斯的立场。俄罗斯著名学者罗戈尔则代表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看法“不能回到与美强硬对抗的时代”。3月23日,曾经代表苏联帝国时代辉煌的“和平号”空间站陨落,当136吨的庞然大物掠过南太平洋时,有人看到天空中一团浓烟划过。《金融时报》说:“航天活动与核武器、芭蕾舞团和国际象棋一样被前苏联地区的人们视作一种‘大国’地位的象征。”仍旧沉浸在“爱媛号”羞辱中的日本人则没有这么好的涵养,17岁失踪者寺田佑介的父亲在记者招待会上先是平静地说:“艇长,希望您别管什么军队纪律和其他理由,站出来道歉。”但是愤怒迅速从父亲内心涌出,他猛拍着桌子大声说:“他要是个男子汉,就出来下跪磕头。”美国一名叫吉马的记者说:“我不明白下跪是什么含义…… 美国没有下跪磕头的道歉方式。”

Nasdaq指数在3月首次跌落2000点以下,人们对于经济前景的忧虑开始加深。这个消息似乎比政权摧毁巴米杨大佛震撼得多。深具“革命精神”的奥马尔藐视国际社会的谴责,这个独眼领袖在后来闻名于世的坎大哈说:“毁灭佛像是命令,我是遵照阿富汗神职人员和最高法庭的决定下达命令的。对我来说是惟一可以接受的法律……只有该受到朝拜,而不是任何人,任何事。”

一直隐藏在阿富汗的世界头号乌萨马•本•拉登比他的战友奥马尔更有“诗人气质”。2月26日在坎大哈出席其儿子的婚礼时,拉登当即以去年袭击美舰“科尔号”为题赋诗一首——“它(‘科尔号’驱逐舰)在海上趾高气扬,逐步走向毁灭,一艘小艇(载有两名与炸药)乘风破浪而来,在前方等着它。你们在东方的兄弟枕戈待旦……战斗的骆驼随时准备奔赴战场。”数百位狂热分子(可能也是诗歌爱好者) 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

英国人在对待恐怖组织问题上表现出美国人所缺乏的明智。在2月的最后一天,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宣布禁止以“基地”组织为首的21个恐怖组织在英国领土上活动。在一次英国皇家宴会上,查尔斯王子问“诗人拉登”的哥哥巴卡尔•本•拉登:“你兄弟最近在干什么?”

自然灾难依旧令人困扰,在1月份印度、2月份西雅图的强烈地震之后,日渐流行的口蹄疫证明了全球化进程已经多么深入。法、德等国都开始检验英国牛肉,贸易战似乎一触即发。加拿大贸易官员这样指责包庇出口疯牛肉的巴西政府:“巴西人都喜欢足球,但巴西人不能继续无视足球比赛的规则。当一名球员受到两次黄牌警告时,他就应该退出赛场。但在世界贸易组织内,巴西已经受到5次黄牌警告,却仍赖在赛场上不走。”除了布什政府,所有人似乎都在担心全球日趋变暖的现状。3月27日,布什的发言人说《京都议定书》对美国不公,因为协议没有要求中国和印度这类发展中大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他还说对全球变暖的科学知识还不完备。布什肯定忘记了美国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4,不满的法国官员回应说这“完全是一种挑衅行为”。

在美国政府忙于通过减税计划时,中国政府在3月5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十五计划”。面对日渐升高的就业压力,新计划提出在5年内增加800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一半给农村地区的民工。除了继续抨击、宗教极端分子、暴力恐怖组织外,国务院总理还用大篇幅谈到了农民负担过重与西部开发问题。日本《朝日新闻》称,中国正走出时代的完全计划经济,而进入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时代。《国际先驱论坛报》在3月2日即预测,由于互联网的帮助,中国将成为新全球文明的重要枢纽。境外的媒体还发现,中国的高级领导人正在年轻化,除了54岁的国家副主席外,而一直忙于解决灾荒、蝗虫、洪水、爱滋病危害的河南省省长只有45岁,在西方观察家眼中,从前这个年龄在中国做上局长就不错了。

在中国政府年轻化的同时,华盛顿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保罗•休伊特预测,到了2050年,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的64岁以上的人口将分别增长60%、53%、41%、51%和60%。发达国家不喜欢生孩子的夫妇们越来越多,人口日渐稀少的后代们将悲哀地发现,他们不得不养活太多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联合国宣称在未来50年中,世界人口将从今天的61亿激增至93亿,其中90%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每6个人中就有一个印度人。在生育率排名中夺取三甲的是尼日利亚8.0,也门7.60, 索马里7.25。这一点似乎也正吻合了塞缪尔•亨廷顿对于日趋衰老的西方世界即将被高出生率的落后地区所包围的忧虑。

3月26日,第37届奥斯卡奖揭晓。我们曾经以为落伍的英雄主义题材大出风头。古罗马式的《角斗士》获得5项大奖,而东方传统的《卧虎藏龙》获得4项。据说旅居海外多年的李安是在抵押掉自己的房产之后才完成这部作品的,《》说这是一部“对抗地心引力”的电影,但它在西方世界获得了强烈的向心力。不过库尔尼科娃却比电影明星们都耀眼,她的球打得不怎么样,但身材绝对美丽,她说她知道那些男球迷为什么喜欢看她打球,她还警告男人们,她可是纽约餐馆里的高价菜,看得起,却吃不起。

世界的4月是在枪声中开始的。4月1日是西方传统的愚人节,但今年它一点也不好笑。清晨4点30分,贝尔格莱德南联盟前总统米洛舍维奇的住所响起5声枪声,经过26小时的僵持状态,米洛舍维奇“理智地”放弃抵抗,登上囚车。一名叫武科维的塞尔维亚政府警官说:“目前对米洛舍维奇的指控是滥用职权和造成国家约1亿美元的损失。”日本《读卖新闻》说,塞尔维亚政府逮捕前总统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并渴望它的经济援助。但现任总理金里奇驳斥道,这并非真实原因,因为“这样的条件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是无法接受的”。自从波斯尼亚战争结束后,美国就一直希望战争法庭审判米洛舍维奇。一些塞尔维亚人对于这位推行过种族清洗政策的政治强人持有同情态度,因为他在这场悬殊的斗争中,保持了男子汉式的坚强。历史从来充满令人惊讶的细节,很多塞尔维亚人坐在电视机前看着一个老人如何在26小时内由前总统变成了阶下囚,它比美国CBS电视台的《幸存者》更有戏剧感。(十几天后,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达也被起诉,但他的牢房比米洛舍维奇的要好得多,后者只有四面空墙与基本的设施。他的律师说,毕竟这不是五星级宾馆,但菲律宾的囚犯协会保证了自己的前总统不受虐待。)

也在4月1日,印尼总统瓦希德答应了与副总统梅加瓦蒂分权的要求;而韩国总统金大中在这一天为了缓解民众对经济的不满,一口气撤换了21名副部长。4月1日的《》称,沙龙准备暗杀几名阿拉法特的高级助手,因为“阿拉法特仍然是一位推行的领导人”。但不会把矛头指向他本人。

正当朝鲜政府于4月1日指责美国在3月份整整对该国进行了180次侦察时,一架美国EP-3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撞上了前去拦截的两架歼-8战斗机中的一架,后者坠海,飞行员王伟失踪,而EP-3则迫降至海南岛上。这个事件立刻将中美关系推向一个可能比1999年使馆事件还要寒冷的冰点。布什政府在上台后不断强调的两国战略竞争伙伴关系,以及准备重启对台大规模军售计划,更为该事件蒙上了冷战式的阴影。

两国在一开始便针锋相对,美国人坚持说美国飞机是美国领土的一部分,中方人员不能进入;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反驳道:“如果这架飞机是美国的主权领土,那它怎么会降落到中国呢?”相比于中国公众的民族义愤,俄罗斯倒显得更为从容,一位俄军高级官员说,这次对撞不足为奇,莫斯科在去年发现1000次美国及北约飞机沿其边境进行间谍飞行。

4月4日,中国国家主席要求美国为自己的行为道歉,但布什的顾问则担心EP-3的机密技术将被中国获得。而布什依旧将这次行为定义为“意外(accident)”,而非“事件(incident)”。在4月1日事故发生时,正在戴维营与好友欢度周末的布什,以为这件事24小时就能搞掂。至于其他国家的态度,菲律宾新总统阿罗约的表达精确而富有幽默感:“当两只大象相争时,别的国家别想介入。”利益比朋友更重要是这场事故的旁观者的行事原则,在布鲁塞尔,欧洲代表们拒绝对此做出评价,在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新兴市场之间,他们选择了谁也不得罪。

在中国竭尽全力寻找失踪的王伟时,美国人也在为自己机组的24位人员的安全担心。《时代》杂志表现出某种理性,它对美国公众说,中国还未交还EP-3,无需大惊小怪。“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中国的一架侦察飞机在佛罗里达州海岸线外飞行,与一架派出的执行监视任务的美国空军F-16飞机相撞。美国的战斗机被重创后掉了下来,而且美国飞行员失踪;中国的飞机被迫降在美国领土。这一事件刚好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发生的:中国正准备将一批先进武器提供给古巴,其中可能包括与美国手中拥有的非常相似的先进型号的间谍飞机;它正计划部署将使美国的核武器失去作用的导弹盾牌;它已经发出了信号,制止美国把成为地区霸主的雄心变成它的军事政策的战略原则。再推想一下,这一事件发生在中国的炮弹摧毁(尽管不是有意的)美国驻欧洲的一个大使馆两年之后……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也不大可能有一种宽容情绪。”

在布什强调“意外”与“事件”间的差异时,中国人没有像日本那样要求美国人“下跪”,但是对方应该明白,“道歉(apologize)”与“遗憾(regret)”是不同的。美国心急如焚的飞行员家属不像国务院与国会山那些政客那样固执,一位叫芭芭拉•迪斯泰法诺的家属说:“只要道歉他们就能回来,那没问题。”

不断拖延的撞机事件给了中国一次表现大国风范的机会。EP-3机组上的人员被善待,他们对被允许接收家里发来的电子邮件表示感激。到了4月5日,美方已经开始请求与机组人员进行第四次会面。更为务实与温和的鲍威尔的声音仍旧未能压倒强硬派,美国国会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亨利•海德对CNN的观众说,如果中美继续僵持下去,美国可能推迟中国加入WTO的时间, 并阻止中国承办2008年奥运会。

茫茫南中国海上搜寻王伟的行动仍在继续,机会却日趋渺茫。王伟的妻子阮国琴在致布什的信中指责,布什及其政府对中国吝啬得连句“道歉”都不说。4月8日,鲍威尔说,布什的回信是“以人道主义方式,以美国的方式,对一位悲痛的遗孀作出回复。无论这件事涉及什么政治问题,她总归是失去了丈夫”。

事件在4月11日终于得到了解决,中国在美国“深表歉意”之后,决定放还机组人员。《人民日报》评论道:“这表明中国战胜了美国的强权政治”。

4月6日,日本首相森喜郎辞职的消息被淹没在中美撞机事件导致的紧张氛围之中。4月26日下午,日本人选举出最不像首相的首相小泉纯一郎。政治学家肥田吉人在此之前曾分析说:“他漠视人际关系,不收礼物,不组小圈子,现在他摒弃派系。对很多人来说,他压根就不可接受。”日本人渴望桀骜不驯的小泉能够带来生气,59岁的小泉也的确鼓动起一股热流,年轻的姑娘们觉得他的头发很像贝多芬。

全球经济的不景气在4月继续加剧,一些人开始暗暗怀疑格林斯潘不行了。而在《财富》、《福布斯》、《商业周刊》各自进行的企业排名中,以石油为代表的旧经济重领风骚,新经济则一蹶不振,本报为此感慨道,“旧钱依旧统治世界”。

4月底,全世界的媒体都在为布什当政100天而打分,一种普遍的看法是,他的确有点野蛮与语无伦次。美国《观察家》说,总统的野心是与俄罗斯进行冷战,与中国进行星球大战,然后迫使全球变暖。他还说了两句最经典的话———“你是中国记者吗?你的英语比我好。”“对于那些称我为迪克•切尼(副总统)的傀儡的人,我要说的是……迪克,我该说些什么呢?”

在5月1日国际劳动节,为了表现爱国热情,中国与美国黑客没有休息,进行了一场义务战争。中国黑客把76个美国网站改得面目全非,而对方则破坏了63个中国网站。这场战争迅速吸引了全世界的黑客的加入,他们与现实世界里的阵营不太一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国站在美方,而韩国、日本、印尼则与中国同仇敌忾。

英国著名的智囊机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5月16日在年度报告中说,世界历史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今年出现了新领导、新思想、新威胁,这将是过渡性的一年。从美国的布什到以色列的沙龙,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更换了领导人;正在兴起,从墨西哥的福克斯到刚果的小卡比拉和日本的小泉,他们都面临着与前任不同的挑战。报告说中国领导人很可能关注国内问题,日本则进行经济改革,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争端会继续。两个非军事因素“全球变暖”与“难民危机”将是影响未来的非军事因素。

深刻变革的第一步发生在美国。5月24日,67岁的和蔼而寡言的共和党议员詹姆斯•杰福兹不满布什的极右政策,宣布成为无党派人士,这项意外之举一下子打破了政治生态,从而以50票对49票控制了参议院,并将接管包括对外关系委员会等重要机构。《》说这场“政治地震”会使布什在对外政策中强硬的几方面软下来。安南说,他本来要到华盛顿去会见多数党领袖,结果到达时,他只能把多数党与少数党领袖都见了。

中国的深刻变革表现在户籍政策的放宽上。石家庄市政府对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作出重大改革,规定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生活来源者均可办理城镇常住户口,并不允许在教育和就业方面对他们的子女区别对待。中国媒体沉浸在一片喜悦中,他们看到了自由流动的曙光。中国正在全面走出农业化思维时代——你出生在农村,并不意味着你一辈子只能是农民。

2001年6月发生在6月2日的尼泊尔惨案,使世界重又联想起人类最血腥的历史。报道说,王储彭德拉因为不满双亲反对自己中意的姑娘而在酒后开枪扫射,11位王室成员身亡,王储也自杀了。最初人们怀疑在伊顿公学受教育的王储是否会如此失去理智,抗议的群众焚烧印有这类报道的印度报纸。6月4日,贾南德拉亲王成为新国王,在一些人的印象中新国王曾强烈要求君主制、反对民主化,而且在惨案发生时,他奇怪地不在场。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封建时代产物的王室们都有兔死狐悲之感,尤其是与前国王相识的查尔斯王子。说,这一事件有点像美国校园的枪击案,它可能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到来,即个人的强烈情绪正在凌驾于责任之上。

尼泊尔惨剧9天后,1995年俄克拉荷马州爆炸案的元凶蒂莫西•麦克维终于被处死。这是38年以来被联邦政府处决的第一个凶手, 一直以来,关于是否应该对他执行死刑的讨论一直在进行,反对者认为这是非人道、非文明的手段,报复只能收到报复,但是168名死者的亲属中的大多数不希望看到凶手竟然可以继续活下去。《布法罗新闻》在11月10日发表了麦克维的信,似乎表明了他的忏悔:“我为死难的人感到歉意…… 但这是野兽的本性。”但是一位死者亲属在观看死刑执行过程后评价麦克维:“那完全是一种蔑视一切的眼神,他是在告诉我们,如果他有机会,他会再干一次同样的事情。他的眼神里没有悔过,一点都没有。”

尽管撒切尔夫人甚至用《木乃伊归来》这样的片名形容自己被保守派拉票,但在6月8日的英国大选中,英俊的布莱尔还是获胜了,之前一个月, 他刚刚让自己的妻子再度怀了孕,并跳水救了一个人。这样,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没什么变化,他们中加入了一位5月14日成为意大利新总理的西尔维奥•贝卢斯克,他是个媒体大亨,控制了该国90%的电视台。

伊朗总统哈塔米在6月9日获得连任,他表示继续推行改革,他那时就说出了3个月后让人们喋喋不休的话题:“一个极端是阿富汗,由狂热组织所统治, 奉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另一个极端是土耳其,实行没有宗教基础的世俗统治,我们反对狂热政策。”他还极富建设性地谈到了一切落后国家的改革:“通过温和而平静的方法,而不是一夜之间完成。”在中亚地区,一位即将深刻影响2001年的政治人物穆沙拉夫在6月20日宣誓就任巴基斯坦总统,58岁的他是在1999年10月的一次军事政变中掌握政权的,之后头衔一直是首席执行官。巴前司法部长拉巴尼批评说:“今天的巴基斯坦已经倒退,再次回到了以往独裁统治时期……”

6月12日,布什开始第一次欧洲之行, 当然欧洲人的确有点看不起他。在西班牙,他甚至念错了首相的名字,他还将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叫做“罗宾森”。6月16日,布什选择了小国斯洛文尼亚与普京初次会晤。媒体认为,这是俄美共建21世纪全球秩序的开始, 俄一位学者说:“很显然,美国单边主义很难行得通。”但布什正在变得成熟起来,包括他对普京的欣赏态度。《商业周刊》说布什正在接近中间路线,包括中美撞机与杰福兹事件正在让他变得不那么一根筋。

《福布斯》在6月21日公布了全球富人排名,比尔•盖茨以587亿美元再次冠盖全球。而美财长奥尼尔说,美国经济不会衰退。在FBI通缉榜上继续遥遥领先的本•拉登则似乎暗示他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打击美军目标。仍在努力申奥的中国北京,于6月23日将三大男高音请到曾经是斩首之地的午门。活动承办方说:“举办三高音乐会的目的是希望让他们的美妙声音从北京传遍全世界,让所有人都知道,中国正在开放,北京期待奥林匹克的到来。”在整整几个月内,帕瓦罗蒂、多明戈与卡雷拉斯的知名度几乎超过了香港的四大天王。也在6月23日,纽约举行了艾滋病全球行动日的大, 自从20年前这种病被发现以来,已有2180万人因它而死。安南在6月25日的联合国大会上,要求代表为艾滋病死难者默哀1分钟, 并希望各国做出更积极的反应,安南个人捐献了10万美元。

关于是否引渡米洛舍维奇的争吵成为旧秩序瓦解的象征,当6月29日这位前总统最终来到带有浴室、咖啡机并可收看卫星频道的海牙新住所时,美国所代表的西方世界看起来真的已经让俄罗斯示弱了。但米本人依旧保持了铁托时代的领袖的傲慢与尊严———不承认海牙法庭的合法性。

中国的改革热情与成果在7月份迎来了第一次猛烈的喷发。7月1日,中国缅怀着80年前的今天,在嘉兴南湖漂泊的小船上,那些如此渴望改变旧中国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他们要从苏联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中寻找希望。80年后,最初的20几个年轻人变成了拥有5000万人的世界上最大的政党。

当西方媒体观察到中国人对朋克音乐、麦当劳与星巴克的兴趣大增时,他们的关注点是中国正在转型;中国人则将7月13日奥委会对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的投票视作一次对自己信心的真正考验。虽然,“中国世纪”的概念已被提出数次,《新闻周刊》在7-9月的特刊中还引用了一位美国游客的线世纪分别属于英国与美国,那也该轮到中国了。”看起来舆论正导向北京这一边,但是8年前落败的苦痛仍让人们记忆犹新。在7月13日的陈述中,出乎人们的意料,中国代表们成功地回避了抒情,他们知道充足的信息、翔实的报告会比没有节制的情感能带来更大的胜算;中国代表团也知道要启用那些精通英语的年轻人来回答西方媒体的提问,这将有效地打破了原有的形象。

当然,7月13日夜晚的北京最终变成了盛大的集体抒情场所。当北京在第二轮投票中以56票胜出时,北京各主要街道红旗招展、汽车长鸣、人潮涌动…… 的新闻是这样开头的———“没人会在意汽车不许鸣笛的规定。”历史在改变,人们表达狂欢的方式却没有变,如果你的年纪大一点,就会很自然地回忆起多年前类似的场景。街头的人群似乎刚刚从海底世界走出来,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在五星红旗的海洋中,一位38岁的大学教师说的话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情绪:“世界承认了我们。”当中央电视台反复打出“我们赢了!”的字幕时,北京三里屯的人们痛快地摔着啤酒瓶子。见证了中国与奥运会爱恨交加历程的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立刻成为民族英雄,这个以冷静著称的体育外交家流下了眼泪。72岁的何是最后的陈述者,他说了一句最富感染力的话:“无论你们今天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将创造历史,但只有一种决定能改变历史……”

几个月后,类似的情况出现在中国另一位代表人物龙永图身上。在当晚,中国所有的重要领导人都出现在世纪坛,以最高规格庆祝了这一超越了体育范畴的胜利,使之成为一次有说服力的爱国主义教育。

除了民族情感获得了巨大慰藉外,中国还渴望这场盛会能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北京人则想看到一个类似巴黎、纽约的国际化都市的出现。高盛银行发布的报告表明,它可能带来1.6万亿元的市场。甚至在Nasdaq一蹶不振的中国概念网络股都受到鼓舞,新浪上涨0.18元,搜狐上涨0.17元;而正陷入信任危机的中国足球队主教练米卢则对十强赛出线满怀憧憬,他说:“我希望到时候也能到广场去庆祝。”相比于其他国家的热烈祝贺,正在努力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布什政府的态度不咸不淡,赖斯说:“我认为,我们知道这是国际奥委会的一项决定。正如我们以前所说的,这是国际奥委会的决定,现在已经做出。”

但一些眼光更为长远的政治家则在这里面发现了希望。亨利•基辛格认为这是中国与世界发展的重要一步,因为“这将有力地促使他们未来几年在国内和国际上温和地行事……”奥委会英国委员克雷格•里迪表示:“我认为我们并没有超越政治。但想想1964年的东京、1980年的莫斯科和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改变了这些国家。”

重要人物的更替在7月继续进行着。7月16日,奥委会历史上权力与影响力最大的人物萨马兰奇由英俊得多的雅克•罗格取代,后者提出的新口号是:“更纯洁,更团结,更人道”。1天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集团的主席凯瑟琳•格雷厄姆因为3天前一次意外的跌倒而逝世,这位曾经敏感、羞涩的女人在1963年失去丈夫后,独掌《》,并在1974年因对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的传奇报道而进入20世纪最令人惊叹的女人的行列,美国新闻界与政界将她的死亡视作“一个时代的终结”。7月23日,梅加瓦蒂终于成为印尼总统,面对有人批评她是“家庭主妇”,她反驳说:“家庭主妇不一定不懂政治”,她和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立刻变成了最亲密的盟友。瓦希德则说自己不介意生活在一个被女人领导的国家,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周围都是妇女的家庭中。

在中国加紧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于7月20日在热那亚举行的八国首脑峰会则被批评为“富国俱乐部”,并爆发了类似于1999年西雅图会议那样的大规模抗议,者举着的横幅上写着“全球化导致贫困”的字样。观察家们普遍质疑这样的峰会除了大吃大喝外有何实质意义。《国际先驱论坛报》写道:“这是一个毫无新闻价值的媒介事件,更多的是夸夸其谈,而对一个病入膏肓的星球来说,却拿不出医治的办法。”日本首相小泉却认为峰会有意义:“峰会很重要。有人说日本首相更替频繁,所以只能参加一届峰会,我希望能够参加两次。”一名叫朱利安尼(在中文里,他与纽约市长同名)的23岁意大利青年,则让这次会议更富悲剧色彩。

两次外交访问成为7月底的重要事件。7月26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充满想象力地准备乘坐9天火车,到莫斯科访问,这是他首次去中国以外的国家访问。那辆日本制造的专列由21节车厢组成,时速40公里。在接受俄记者采访时,金正日说:“美国希望通过其强硬政策对我们施加压力,但其努力是徒劳的,我们永远不会屈服。”俄、朝希望彼此交流以牵制美国,一名俄妇女与当地官员在国境线上欢迎了金正日,这名妇女在13年前欢迎过金日成,当时她还是个小姑娘。

7月28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访华似乎暗示中美两国关系正在恢复正常,他还向中国保证NMD不会威胁中国安全。这位观察家眼中的鸽派说:“我们不需要为了获得一种使命感,而去制造一个像前苏联那样的敌人。”在北京的一位西方观察家说:“鲍威尔使布什的政府有了一点人情味。”

8月的世界乏善可陈。国家之间的矛盾、外交上的往来、整体的经济下滑、依旧在按照其固有的节奏进行着。8月13日,小泉纯一郎在“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参拜了靖国神社,20位韩国人为此切下了自己的手指。8月27日,持续升级的巴以冲突达到新高度,以色列打死了巴解组织穆斯法塔,这是目前牺牲的巴方最高领导人。以色列的《晚报》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冲突都在加剧”。不过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看起来并不关心,只有22%的美国人知道沙龙是干什么的。而且美国拒绝派鲍威尔参加8月31日的反对种族主义大会, 因为大会对以色列使用了“攻击性词语”。反美情绪在中东地区不断高涨,它甚至传染到意大利,8月29日威尼斯电影节倡导反“好莱坞帝国主义”;而8月29日的《亚洲华尔街日报》则说,中国想去美国留学的年轻人中流传着许多关于签证官的恐怖故事,因为拒签率已经由去年的27%增长到41%。

8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接受了《》的专访。8月10日的《》说:“在85分钟的接见谈话中,看来心情愉快,而且充满信心。

意大利科学家塞维里诺•安蒂诺里在8月7日对外界说想展开克隆人的试验,以帮助没有自然生育能力的夫妇。面对汹涌澎湃的指责,他辩解道:“谁要是阻止我的试验,就是将我们重新带回中世纪。”仅仅一周后,《》就惊曝内幕,一位叫马克•亨特的美国律师已经花费了50万美元试图克隆自己在10个月时死去的儿子。在这项计划流产后,亨特对记者说:他和他妻子的决定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穿越死亡的鸿沟,把我们的孩子带回家:即创造与安德鲁一模一样的孩子”。

8月8日的《商业周刊》评选出全球最有价值的品牌,可口可乐、微软、IBM占据前三名,迪斯尼总裁艾森纳说,每想及品牌这个词,他就有点恶心。8月21日,美联储第7次降息,《》说:“美国经济的主要危险现在已经变成了全球危险。”不过格林斯潘的个人理财却颇为成功,他主要投资国债,避免了重大损失。阿根廷的债务危机继续加剧,美国一直在是否提供援助问题上不够果断,因为共和党认为“轻易的救济会导致道德上的颓废”。

缅怀是8月的主题之一。在8月12日前后,全世界的媒体都开始怀念20年前IBM生产出第一台个人电脑的那一时刻,当时可一点也不惊心动魄。设计者之一的马克•迪安说:“没人知道它会那么成功,我们当时想, 如果在这些计算机的使用年限内卖出20万台, 就很惊人了。” 结果它催生出整整一个行业与一批像康柏与戴尔那样的公司;而10年前苏联的“8•19”事件,则让人们感慨历史常常为偶然性所驱动。俄罗斯的《会议报》说叶利钦具有拿破仑式的权力欲,野心大到可以无视国家最高利益。

8月的美国如此无聊,媒体沉浸于制造海滩的“鲨鱼恐慌”。“美国缺少英雄”是《》8月13日一篇文章的标题,1022名受访者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心目中没有活着的英雄,而选择布什的只有8人。纽约这个月奇热无比,市长朱利安尼劝说市民:“尽可能脱掉法律允许你脱的衣服,我强调是留下最后一块法律要求的遮羞布。”

经济事件依旧主宰着9月最初的日子,人们关心的是杰克•韦尔奇在9月6日退休后干什么?IT业内喜欢抛头露面、呼风唤雨的女人费奥利纳在9月9日讲解了以250亿美元并购康柏意味着什么?华尔街大多数分析师将此视作弱弱联合,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PC业大船已在一片缅怀情感中衰老了。微软首席执行官斯蒂夫•巴尔默对外界表示:“有人告诉我,我才知道垄断是什么。”

在政界, 人们知道布什正在成熟,但谁也没指望他线日的《巴尔的摩太阳报》称深受景仰的鲍威尔正在变成“隐身人”,作为国务卿,他对外交政策的制定几乎没有影响力。《时代》也呼应道:鲍威尔,你在哪里? 在中国的台湾,企业领袖王永庆为了表达对台湾政坛的不满,在9月4日发表了长达4万字的。9月8日,100万个英国孩子一起跳动,进行了一场地震实验,组织者声明:“这场大跳跃没有引发地震,因此我们在夜间可以高枕无忧,即使全中国人同时跳跃,我们也不会被海啸冲走。”

9月11日,纽约的清晨晴朗而亲切,飞机驾驶员称这种天空为“极度清晰”。在资本主义最高物质成就象征的世界贸易中心附近,那些雄心勃勃追逐荣耀与财富的年轻人正在为自己的前途憧憬与焦虑着。不错,华尔街的狂喜时代已经在一年半前结束了,人们普遍开始为格林斯潘的降息措施和日渐疲弱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与不断增加的裁员数量而忧虑了。不过这一切看起来并没什么大不了的,经济还是可能在明年复苏。纽约已经走出了夏季的炎热,当然,六位竞选人争夺市长朱利安尼的位置的战斗正在如火如荼,不过谁也没太在意,人们更关心参选的媒体巨子布隆伯格会给华尔街带来什么样的利弊,他毕竟管理着华尔街的信息神经之一的布隆伯格公司。

这么好的天气,这些年轻人没有必要太过忧伤。他们不是已经在世界上受羡慕的地方工作了吗?当415米高的双子楼于1972年建成时,它表达了人类挑战可能性的强大信念,曾被《纽约客》称之为“最坚实的基础”,它是初来纽约的陌生人辨别方向的坐标与游览之地,几乎像纽约港口边那个举着火炬的姑娘一样有名,它们分别代表着近代世界最推崇的两样东西:财富与自由。最富盛名的公司比如摩根•斯坦利、高盛、美林证券、花旗银行和那些想跻身它们行列的不那么著名的公司都把办公地点设在这里,它几乎提供了纽约1/10的办公空间。

法国记者朱尔•诺代与热代翁•诺代兄弟上午8点扛着摄像机来到世贸中心附近,一个拍南楼,一个拍北楼。为了制作一部关于纽约消防队员生活与训练的记录片,他们已经在这里呆了两个月。

8点48分,朱尔正在拍摄消防队员在街上排除险情的镜头。这时,一架飞得极低的波音767正好从他们头顶掠过。被如此罕见的超低飞行惊呆了的朱尔透过镜头看到飞机撞上了世贸大楼北楼。朱尔后来对《费加罗报》说,他惊人地冷静,急忙寻找自己的兄弟,看他是否仍然活着。

18分钟后,第二架飞机撞上南楼,两兄弟看着刚才还在自己镜头里出现的拍摄的对象——260名冲入北楼救人的消防队员——被卷入了火海与废墟。天空依旧湛蓝,但是一切却都改了。没有人再为“消费者信心指数”担忧了,也没人感慨如此晴朗的天空了。在距离世贸中心相对远的地方,人们看着浓烟与灰尘滚滚升起,救护车与救火车的鸣笛声刺耳惊心,地铁的乘客被告知,世贸中心被袭,服务终止,当他们走出地面时,看到的已是另一个纽约,另一个美国了(也是另一个地球),两个男孩子说:“没有了双子塔啦”。警察要求人们离开,因为这里很危险,但是人们还是继续停在那里观望,仿佛它是科幻灾难片《独立日》的拍摄现场。他们看到北楼在被第一架飞机撞到之后,依旧保持着倔强而优雅的姿态,快到10点30分时,它仍旧恋恋不舍,却再也无力支撑下去,110个楼层仿若上下叠加的多米诺骨牌缓慢而从容地坍塌了下来。

人们看到被困在高层的人挥手求救,在整幢大楼的对比下,他们是那样渺小;人们还看到绝望的人从窗口纵身跃下,像玩具锡人一样转动着下落,其中的一个人正好砸死了一位消防队员……

一个匆忙逃出大楼的男人拨通电话喊道:“嘿,大楼刚刚倒塌,赶紧打开电视”。几乎所有电视的屏幕上都打着“美国遭受攻击”的字幕;巨大的烟尘、惊慌的人群、工地似的曼哈顿是惟一的画面。

而在华盛顿的FBI总部,刚刚成为新负责人的罗伯特•穆勒在听取每日汇报时,注意到电视新闻中一架飞机撞上世贸北楼。他与助手们一时不能肯定这是否是恐怖事件,其中包括反恐怖部门的负责人达尔•华特森。

但是在9点06分他们目睹了第二架飞机撞向南楼后,他们消除了疑虑。几年以来,他们一直在担忧可能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没有想到他们会让飞机成为炸弹。

9点45分,五角大楼附近的人看到一架飞机横插到这座美国军事的象征建筑上。一位叫塞伯斯的五角大楼工作人员说,他上班后听到世贸中心遭袭击的消息,连忙上网查看,突然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整个大楼都摇晃起来。后来证实,它本来要撞击的是白宫,但由于旅客的反抗,它转了方向。不久,第四架飞机在匹兹堡附近坠毁,调查证实同样是勇敢的旅客的反抗,使它提前坠落。

全美所有机场的飞机全部无限期停飞,正在飞往美国的国际航班则转至加拿大;航空母舰肯尼迪号与华盛顿号驶抵纽约外海;美军受命向所有未经特许的飞行物开火;F16战斗机在纽约中央公园上空巡逻飞行……

整整两个小时以后,布什在佛罗里达发表了简短的讲演,他说:“现在是美国的艰难时刻”,“今天我国出现了国家危机”。正在秘鲁访问的鲍威尔冲出了,情绪焦躁不安。而全美国的公众都彻夜守在电视机旁,三大电视新闻网撤消了所有的广告,24小时跟踪报道。接近毁灭的不安感紧紧抓住了已经60年没有在本土遭受袭击的骄傲而天线人,从1980年至此次灾难前,恐怖组织造成的死亡少于1000人。而在这几个小时内死亡的人数至少达到了10000人(两个月后,它被证实为不到4000人)。人们用最本能的方式克服恐惧,一位叫索尼亚的妇女在那一晚与一位朋友发生了,她说“我们当时不停地,仿佛世界末日就要降临似的”。

到了9月12日,整个世界似乎已经改变了,似乎上帝刚刚在昨日创造了世界,9月11日前是一片空白。一直试图弥合分裂的布什已不用担心什么党派之争了。羞辱、恐惧与迷惘将所有美国人聚到了一起。这是一次, 也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连布什总统都不知道该向谁还击。

这个事件也证明了我们的世界有多么分裂。在英国、法国、德国等传统盟友迅速表达了声援后,巴勒斯坦的民众在街头狂欢,一位者对记者说:“我们很高兴,让美国最终也感受一下我们每天在犹太复国主义压迫下的心情。”

一直到10月7日前,整个世界被一种压抑感所控制。布什政府似乎一下子变得成熟起来,总统不再喜欢给人乱起外号了,脸上的神情也严肃得多,眼睛里也常常饱含泪水。不错,他在危机之初表现得并不出色(肯定不如英国首相布莱尔),但正逐渐成熟起来。打击的目标最终由猜测变成了现实——是本•拉登,他被阿富汗的所包庇。但即使是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知道简单的军事打击不能解决问题,他需要在各条战线上寻找更多的帮助。关于NMD争吵似乎还在耳畔回响,但美国突然把俄罗斯与中国当作了好朋友,美国国会迅速声明要补交拖欠的联合国会费,外交上的单边主义变成了一个历史名词。

在极度的惊愕过后,全世界人们与美国人一起反思。萨缪尔•亨廷顿1996年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立刻成了最热门的书籍。

但是另一位著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认为“文明冲突论”是一种再愚蠢不过的说法,因为阿拉伯人根本不是美国人所想象的那个模样,西方根本不理解东方。一些学者声称这是资本主义覆灭的前兆,但《历史的终结》的作者福山则在《华尔街日报》上说,历史依旧处于终结过程之中,自由市场必然大获全胜,不过是出了一个小小的岔子而已。反全球化分子说,全球化加剧的贫富差距,是落后地区对于发达国家的报复,全球化进程将会逆转。但是全球化论者说这是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的象征,对恐怖行动的共同敌视,已将世界大多数人民联合在一起,况且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共同分享一种情感。“转折点”是历史学家们立刻赋予9月11日的意义,它的震撼性让人回忆起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样是在经历了多年的和平之后,欧洲被卷入了一场令拿破仑时代黯然失色的杀戮之中。《新闻周刊》把年轻人称作“9•11一代”,他们向父辈经历“肯尼迪遇刺”一样学习在苦难中成熟。当然,大众有着各自的表达情感的方式。本•拉登的VCD在巴基斯坦热销的同时,一个美国人推出了“拉登手纸”:“拉登这个人摧毁了美国人的骄傲,美国人就应该拿这张脸来擦”。

10月7日,已冷静得令人刮目相看的布什政府,发动了“持久自由”行动,打击拒不交出本•拉登的。

一位军事观察家说:“用100万美元的导弹轰炸10美元的帐篷是否有意义?”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外交局势则展现出过于夸张的戏剧性变化,美俄变得亲如一家了。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国与国的冲突正在让位于个人与组织对抗国家的时代,我们必须组成一个更强有力的世界政府以对抗世界的不确定性与脆弱性,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后现代国家体系时代。”

不过与本•拉登看来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坚不可摧,11月13日美国支持的北方联盟攻克喀布尔,到了11月20日,柏林已经在开始催生阿富汗新政权,这个不许听音乐,妇女不许工作、不许上网的国家看来正在赢来一次《商业周刊》所说的“人性的解放”。喀布尔动物园一只叫马里安的狮子见证了这一切,它活了50年,并与游击队的士兵进行过搏斗。

不过,看来在2002年到来之前,我们很难看到本•拉登与奥马尔被捉拿,尽管种种关于他们死亡或逃亡的消息不断流传。令人庆幸的是,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与埃及、土耳其这些亲西方政权并未被者推翻。两个月后,文明冲突论似乎并没有人们最初想象的那样严重。不管你信仰什么,我们都喜欢自由与富裕的生活。

美国人的恐惧感在减轻,却没有消失:最初他们恐惧另一次袭击;然后人人害怕炭疽热,尽管它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少于病毒性感冒;接着在11月11日——9•11时间两个月后——一架飞机坠毁在纽约皇后区,当人们得知是机械故障时, 长舒一口气, 几乎忘记了那些死者。

在9•11事件之后, 从前人们眼中的一切重大事件都被淹没在战争的消息中。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在10月7日看到自己的足球队终于有资格进入世界杯, 所以将7月13日夜的庆祝重演了一遍。

不过电影导演冯小刚却有另一种看法:“你躲过了韩国、日本、沙特、伊朗这顿暴打, 躲不过英格兰、法国、阿根廷、巴西那顿暴打。”10月18日,APEC峰会在上海召开, 布什按计划出现在上海, 让人们相信中美正在走向另一个新时代。

国家安全逾越了发展经济, 成为这届会议的核心。在会议结束时, 全体与会的领导人穿上了唐服, 在这个外交新时代, 我们是朋友而不是敌人。11月10日,中国人迎来了另一个节日,在多哈会议上,中国加入WTO经过了正式的审议并获通过。龙永图说,15年来, 他们只是在谈8个字“开放市场,市场经济”。中国的一位记者过分热烈地写道:“全世界都在坠落, 只有中国在上升”。大家都在想,2001年是中国年,2002年还是。

这是一个有趣的圣诞节, 纽约的人们纷纷以旅行为名离开, 尽管一位善良的人已经连续几天在纽约散发钞票, 他想抚慰那些受伤的人们。不过有一个好消息:1999年《时代》年度人物杰夫•贝索斯创建的在走向赢利。但此前不久,美国第七大公司安然能源公司倒闭,它引起的震撼仿佛商界的世贸大楼的坍塌,因为该公司一直被视作奇迹小子。12月24日,《时代》将朱利安尼推上“年度人物”,面对公众的压力,他们没有胆量将本•拉登评作年度人物,虽然据说它的评价标准是“本年度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人”。

在世界范围内,阿根廷的金融危机终于在12月陷入了混乱,总统德拉鲁阿最终辞职, 引发了全国性骚乱。巴以双方曾经在9月26日签署了永久的停火协议,但坚持了不到一个月,自杀性爆炸仍不断发生,沙龙声称要干掉阿拉法特,后者试图在圣诞节那天去另一个地区参加节日庆祝,却得不到以色列政府的允许。在克什米尔,印度与巴基斯坦再次剑拔弩张,前者指责后者要对国会大楼的恐怖枪击负责。而布什政府终于在12月13日宣布单方退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与中国在表现了有节制的震惊之后意识到美国依旧喜欢单边游戏。

《经济学人》的圣诞节特刊登出了一幅漫画:一个疲惫的老人“2001年”正在把充满疮痍与浓烟的地球交给如孩子般的“2002年”。对于9•11事件最初的震惊感正在消退,人们曾经说“在那一天,世界从此改变”,但最终发现, 我们依旧被老问题所困扰,依旧是战争、经济衰退、贫困、缺乏勇气…… 不过事件的影响从来都是缓慢的,我们需要继续观察下去。

不过2001年最令人惊叹的仍是,它给一些人提供了挖掘自己潜能的机会。《卫报》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像布什总统那样成长得迅速,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看到各大国领袖们面对危机时的领导能力与个人魅力,无疑,普京、布莱尔与穆沙拉夫令人印象深刻,而拉登与奥马尔依旧充满邪恶的神秘感。

如果你有归纳的癖好,你可以在2001年发现人类历史运转的轨迹在偏离,并预示着一些未来的方向与枝节,你尽可以在其中发现人类命运的奇特性。但是,匆忙地为历史下定义就如预测未来一样,充满着盲目性与肤浅。从某种程度上讲,世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什么新鲜事,一切都曾经预演过,而我们克服危机的方式也都差不多,甚至美国人在9•11事件后的措辞都与1941年一模一样。有几句话我们可以一直牢记在心,它们可能能够帮助我们理清线索。一句是“从此之后,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这句线年前就已经出现,但今天依旧意义宝贵,它提醒我们如何突破自己狭隘的眼界;你还要记住狄更斯那个著名的开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它可以防止你陷入过度的骄傲与过度的沮丧,这两样都是危险;至于最后一句,它最为鼓舞人心,它提供了我们人类继续生活在世界上的勇气与责任,并几乎是我们惟一的依靠,它是托马斯•卡莱尔所说的“世界史是一部我们必须阅读并不断续写的作品。”是的,演出仍在继续,欢迎进入2002年。

作为媒体,我们总感觉有责任为读者梳理过去的一年,其实我们也知道,这种“梳理”往往是仓促的。在去年的“年终特刊”上,我们将2002年称之为中国的“国际化元年”。还好,我们的希冀正在成为现实。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说,尽管还有困难,还有各种旧体制束缚导致的市场有效性的不足,但是没有人会怀疑,市场经济制度将在中国取得最终的成功。而透过2002年的现实我们发现,旧体制向新制度的转型有加速进展的迹象。因此我们说,2003年的中国将是经济社会转型加快的一年,推进转型的各种力量增大的一年,在转型中人物的命运更加跌宕起伏的一年。

我们今天以自己的视角,报道了身处转型中的200余位中国人在2002年的故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但也有人在转型中迷失或牺牲;有人在转型中成长、发展,也有人在转型中止步、彷徨。

我们发现,和生活十分相似,其实转型也不像黑与白那样简单分明。一些策略会起作用,另一些不会;一些政策能成功,另一些却失败;一些人走下去,另一些被甩出来。转型是将持续整整一代人的现实、制度、文化和政治层面的渐进改革的历程。

我们还发现,转型并不意味着社会会让市场的力量独自主宰其命运。只有当市场不断成熟、接近没有缺陷并有效地为政策所控制时,市场才能完全自由。或者换句话说,市场最终无法完全自由——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完全的自由。

我们还预感到,2003年中国的产权改革将加快。在产权改革这一领域中一直有两种声音,一种是比较强调效率,比如建议将资产出售给战略投资者或有能力的现实企业经营者,认为这样的方式看上去虽不尽公平,但对长期增长有好处。另外一种则认为公平最重要,他们建议将资产平均量化到每一个合格的公民头上,然后在市场的游戏中再实现资源的有效分配。前者现实,后者浪漫。

其实就算是强调效率者,也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建设性的不平等,一种是破坏性的不平等。前者指增加社会整体财富或为社会提供正确的激励,有利于长远利益。比如MBO管理层收购显然不是一种平均主义的产权改革形式,但它有助于提高社会整体效率。而后者,是通过与官员的特殊关系或行贿获取经济利益,或是官员将权力拿去直接交易——这样不仅不平等,还不增加社会财富。

说到公平,我们不得不再次提起阿瑟·奥肯的《平等与效率》。奥肯认为平等其实可以从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两个角度去考察。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机会平等问题,靠什么?靠市场经济,靠减少行政审批,包括防止在制度设计时就把意欲寻租的潜规则设计进去。至于结果不平等,市场竞争也会造成,这需要政府的平衡,靠税收、社会保障来调整。

法兰西科学院和政治科学与伦理科学院的两院院士阿兰·佩雷菲特说,宗教的奇迹在于对上帝的信仰,而经济发展的各种奇迹在于对人的信任。

毫无疑问,佩雷菲特在他的《论经济奇迹》中所说的“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决不是资本和劳动这两种要素无足挂齿的附属物。他还说,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发展的原因一无所知才想起了“信任”这个名词。信任——这是一种负责任的现代化所特有的名称。

就人类而言,基于信任的“奇迹”不是上天赋予的,贫困也不是命中注定的。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柳传志站在落地玻璃窗前,极目远眺,表情坚毅。《财富》在2003年末精心选择了十几位全球最有代表性的商业领袖,作为其系列广告的代言人。一个学生,印有柳传志照片的广告这样描述这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商业领导人。他在1984年创办的联想公司,先是以IBM、惠普作为学习榜样,然后在中国本土PC市场上令老师们黯然失色。

7个月后,46岁的李东生在2003年行将结束时完成了一笔令人震惊的兼并,他领导的TCL公司与世界最大电子消费产品供应商之一的法国汤姆逊公司结成了全球最大的彩电制造联盟。性格腼腆的李东生描绘了这家坐落在广东惠州的企业的未来前景,它要在2010年进入全球500强的行列。

柳传志与李东生所代表的角色的转变,是正在变化的中国商业世界的缩影——缔造全球性公司与品牌的信心到了2003年真正觉醒甚至膨胀起来。这些昨天还在勤奋阅读《杰克•韦尔奇自传》的虔诚学生们如今要与老师同台竞争,准备由跟随者转向规则制定者。“没有人的竞争力是天生的。”杨元庆为对外界的怀疑做出如此的辩护。

2003年很可能被未来的历史学家定义成中国意识觉醒的关键年份。这种发现既包括中国对于自身力量的发现,也包括世界对于中国的重新估量。我们不用提及美洲的发现与美国的出现如何洗刷了世界的思维,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至少有四个国家已经激发起类似的想像力。在上世纪20—50年代,苏联引发了世界性的讨论,它不仅拥有计划经济这种更好的生产制度,它还代表了一种令人振奋的社会实验与新思维;紧接着,德国、日本造就了经济奇迹,日式资本主义、莱茵河资本主义被视作英美模式的竞争者,它们遵循着不同的经济思想,却都获得了成功;在1980年代,世界沉浸在“日本第一”的情绪之中;到了1990年代,这种惊喜重返美国,硅谷与华尔街为世界营造出了一块“看不见的新大陆”,所有国家、公司与个人都为“新经济”而激动万分。

中国正在成为这个序列中一个新的环节。看看过去两年中,世界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所有昔日的经济奇迹都暗淡了,世界陷入了一场的战争,中国却保持了令人惊叹的增长,它看起来正在吞噬世界的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在全球FDI的柱状数据图上,它比亚洲所有地区的总和还要长。“让中国沉睡吧,因为她一旦醒来,就将震撼世界。”《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11月13日的专栏中引用了拿破仑这句200年前的名言,紧接着他写道:“不久前,世界还是轻轻松松,不在意拿破仑的上述警告。但现在,中国正在震撼世界。”

这些令人飘飘然的判断值得相信吗?全球观察家,尤其是那些活跃在媒体上的全球观察家们,拥有着令人沮丧的履历:赞美墨西哥、阿根廷的自由化改革的是他们、鼓吹儒家资本主义的是他们、日本第一的制造者也是他们……他们真正杰出的特质不是看清未来的洞察力,而是对于时代普遍情绪的迎合。

中国是2003年全球最重要的情绪。外来者似乎比大多数国人对此更为敏感,它不仅在经济上保持着令世界其他角落黯然失色的增长,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呈现出新面貌。它是朝核危机中有力的调停者,在六方会谈中,是北京而非华盛顿的声音更值得倾听;它在8月第一次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长期被视作富国俱乐部的G8会谈;在10月份曼谷举办的APEC首脑会议上,中国越来越被当作亚洲最重要的稳定力量与经济增长源头;紧接着,成为了第一位在澳大利亚国会演讲的亚洲领导人,他明显比布什更受欢迎……2003年最后一期《外交事务》上写道:“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已逐渐将自己的国家视作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它拥有广泛的利益与责任,而不是一个受害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看来正在重复一个个大国曾经走过的道路:先是获得了财富,然后寻求政治上的权力,最后可能塑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但是,令大多数中国人困惑的是,外界所描述的灿烂的中国图景,与他们在中国真实的生活到底存在着多大的关联。在欧洲的与知识分子争论苏联的未来时,他们几乎都对苏联所知甚少,吸引他们的是这个新国家的纲领与口号;美国人在1970年代生出“日本恐惧症”时,其实并不关心日本的成功之道……同样地,不管是“世界工厂”、“崛起中的大国”,还是“世界最大的市场”,这些动听的名词,都无法传达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的真实情绪与生活。我们甚至不能找出一个统一的中国概念,通过不同的镜头,你看到不同面孔的中国:它可能是民生仍旧艰难的农村,也可能是上海的金融中心与华丽的太平洋百货;它可能是在过时的体制中感到压抑的中年人,也可能是奔放的街头红发少年……

自1840年的战争以来,中国就被卷入了一条动荡不安的现代化洪流之中,昔日相对统一的社会结构从此被打破。在整个20世纪,中国成为一个各种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实验场,但采取不同实验方法的人最终的目的却惊人一致:如何使中国重新获得其在1820年前的支配性地位。孙中山试图通过共和思想、蒋介石试图将沿海的资产阶级力量与军事上的强人政治结合在一起……最终由在1978年之后展开了过去150年中最具希望的现代化之旅……

所有近代国家几乎都是18世纪双元革命的产物。其一,工业革命奠定了工业化的经济体制,它塑造了一种崇尚效率与数量的文化;其二就是法国大革命所塑造出的现代民主制。周恩来在1975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遵循的正是这两种思想,它们也是从孙中山到以来中国所有变革的本质。但在中国的实践中,这两项革命的平衡点明显趋于前者,这种取向在1978年之后更加明显,过去25年的中国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纯粹的经济的历史。其他领域,不管是政治还是社会心理、文化变革都是经济变革的副产品,经济指标成为惟一的衡量标准,对于物质的渴望与焦灼充塞了这个民族的想象空间。而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的关注,也基本集中在经济层面。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截然不同的中国正在上演另一个“日本故事”,或许有一天,我们也会被称作“经济动物”。

2003年,这种情绪仍在延续。在2002年年底召开的“十六大”,甚至清除了经济改革中最后的意识形态障碍。昔日的争论与革命性的思想,如今都变成了常识。整个社会的情绪颇似肯尼迪在1962年所描述的美国社会,他说:“现在,我们国内的主要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细微和复杂。这些问题无关乎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冲突,却关系到去实现共同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在我们今天的经济决策中所面临的危险,不是来自将激情扫荡整个国家的那些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重大论战,而是来自对现代经济的实际管理……各种政治标签和意识形态的途径都与解决这些实际难题无关。”

在全球化、技术革命与市场改革的催化下,中国社会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1978年阅读刘心武《班主任》的一代人,如今已被2003年在网上阅读木子美日记的一代人所取代。是的,你总是可以捕捉到种种社会变革,并得出你想要的结论:中国拥有超过1亿的网民与超过2亿的手机用户,这是否说明中国已经进入数字时代;在各个中小城市为数不少的失业工人,是否又能说明这个社会将处于动荡之中;能源紧张、环境污染与公共卫生令人忧虑,它们可能随时使我们陷入困境……社会从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而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

2003年4月爆发的SARS危机,让生活在2003年的中国人显然有些迷惘,我们很难在这个社会里寻找到统一的情绪。在一个仍拥有9亿农民、充满传统社会因素的国家里,包围着我们的是一种后现代感——飘在眼前是种种碎片,我们不知道它们彼此间是否存在关联。

这一切迷惘展示了中国社会的强烈渴望:在一个旧传统日渐衰微的时刻,如何创造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来描述与解释已经变化的社会、经济生活结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姿态也已经改变;它在物质上日渐充盈,却在文化上少有建树;它在由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型的过程之中,却缺乏相应的行政力量与法律规范……

种种不连续的证据表明,2003年的确有可能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不仅因为在这一年的中国政坛上出现了新一代领导人,也不仅因为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竞争,更重要的是,一种更为迫切的需求已在社会内部酝酿,它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与原动力来支持它的继续发展。

可以预言,经济生活仍会在未来20年的中国扮演支配性的角色,但中国的高速增长能够持续另一个20年吗?一些隐忧是如此明显,它包括坏账比例居高难下的银行体系、不可预料的国际环境、能源危机……但一些更为鼓舞人心的类比也一样存在,中国奇迹绝非绝无仅有:日本的经济奇迹持续了40年、韩国持续了35年……为这些国家提供推动力的是人民创造物质的热情、国家政策的精明制定与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但一个更为艰巨的挑战是,在这些国家与地区经济高速成长的年代,创新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还不足够重要,模仿仍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今日世界,知识与创造性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调整的压力将更为强大。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言,未来10年的中国是“管理的10年”,对资源更有效的利用程度将决定中国经济的健康程度。在西方对于中国经济的预测中,很少有人会专心地研究一个不良的教育体制将会产生多大的负面的影响,而2003年备受争议的北大教育改革就充分暴露了中国教育面临的巨大困境,在为一个高速变化的时代提供所需要的人才方面,在为一个知识经济时代提供智力储备方面,在为一个多元价值观的社会提供坐标方面,高等学校显得力不从心。

“2003年的中国在有些地方相似于1980年的日本。”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中国经济问题杰出的观察者胡祖六说。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1979年出版的《日本,世界第一》让全世界在整个80年代谈论日本,今天的胡祖六却发现,不管是严肃的经济学家,还是意大利一个小乡村的主妇,人们都愿意和他谈论中国问题。但谁都清楚,2003年的中国与1980年的日本,虽然都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力,但它们之间的差距却如此遥远:中国今天的人均GDP仍仅仅相当于日本1958年的水准。在玫瑰色的中国概念之外的一种声音也值得倾听,政治学家本杰明•巴伯说:“中国——仅仅是潜在的。它的地缘政治、人口统计与经济潜力都令人生畏。但是它们已经令人生畏了100年,它们或许将令人生畏另一个100年,而不兑现。”

那些普通中国人的真实个体感受,才是对今日中国的最好描述,它比那些抽象的统计数字与夸张的媒体更能真实地反映这个国家与社会。尽管杰出的历史学家常常蔑视那些寻找特定的年份的记录者,因为只有浅薄的人才热衷于相信,在某一时刻一切都已改变。旧事物的消亡与新事物的出现从来不是紧紧相连的,它们可能彼此重合,也可能相距遥远的时段。

但我们仍愿意将2003年为视作一个转折年份,因为我们需要将自己的迷惘明确化,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哲学与价值观,需要看待自己与世界的新角度,需要新的观念革命。这些渴望在过去25年中逐渐积累,我们却从未真正寻找到解决方案。如今,我们必须开始建立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否则,我们仍将处于世界对于自己的误读与自身真实生活间的巨大的落差与迷惘之中,否则我们只能仍旧按照过往的惯性而前进,无法把握方向。

星空晴朗,草原静谧,老狮王木法沙对儿子辛巴说:“你看夜空中闪烁的星星,它们就是那些死去的国王们。有一天,我也会到那上面去的,但我将永远俯视着你,指引你生活的方向。”

在我们眼中,所有消逝了的事物都如传说中的狮子国的君王一般,无论离我们多么遥远,都会永远俯视着我们,并给我们指出方向。

于是,每当我们匆匆走过一段路程,而眼前又呈现出万花筒般纷乱且变化无穷的景象的时候,我们就会仰望天空,从那已经逝去的过往中寻找我们所需要的精神力量。

我们会在匆忙之中丢掉了什么吗?这样的疑惑在生活中总是不停地出现。我们摸摸口袋、检查一下背包,然后放心地继续前行。可是,我们常常忘记摸口,那里面的纯洁与高贵还在吗?我们也常常忘记检查一下大脑,它是否已经染上了“恋物癖”和“嗜新症”?

因此,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应该回一回头,看看我们的来路,那些曾经的时光需要和我们告别。

在本报同仁当中有一个共通的信念——必须重视我们的心灵。我们经常谈起它,谈起现实世界的变化带给它的种种反应。但是,我们不是唯心主义者,所以我们的记者忠实地捕捉并记录着这些变化;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所以我们更愿意聆听关于光明未来的描绘和预测。但我们也同样认为,对昔日的过往云烟,一样不应漠视。如人所言,历史是一面镜子,能够总结经验或产生教训。我们更希望的是,在面对历史时,能够保持心中的敬畏,让它来鼓舞或约束我们今后的行为。

像任何一年一样,有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在2004年彻底消失了;有一些我们舍不得的东西也离我们远去了;有一些前辈们依靠巨大的付出才取得的成就,被更先进的技术和更文明的观念取代了……

即使这56个版面所描绘的历史行程都是尊敬的读者们曾经熟悉的,并可能因为身在其中而视而不见的,我们仍然希望,在2004年的尾声,你能有时间重读一遍这些历史的细节,重温它们也许不会提高你在未来之路上的速度,却可能让你更能理解今天的生活。

对于中国而言,2008将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政府换届,北京奥运,台湾选举,香港政改,等等,都集中在这一年。风云际会,情势变迁,过去隐而不见的问题也将一一浮现,整个世界都以急切的兴趣关注着这一年的中国。对此,我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不能轻易说2008是一个“转折之年”,但那是一座必定要出现的桥梁。我们正在一条大道上驱车前行,那座桥梁上有种种障碍,如果处理不当,我们就会受到伤害,就可能跌入低谷,平安越过它,未来的道路就会更加开阔,更加平坦。

没有什么能够比活着看到历史一步步验证自己的预言更令人激动的事情了。不过,这份年终特刊,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一种美好的期待与认真的思考。所以,我们一边建造着自己的未来堡垒,一边还要抬起头,关注现实世界里的灯火阑珊。我们看到,一个2008年的中国,正在大地上暗暗地发芽。

或者,我们只是提供了一副观察未来的透镜。由于人的背景不同,价值观不同,其观察未来的焦距和透视法也会不同,对于2008年的情势判断,就会见仁见智。不过可以预期的是,2008年的中国,将是更加多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业市场逐渐细分,交易权利不断分散,政府资源重新洗牌,管理结构开始分化。多元思想与市场行为催生的制度创新,将使民众和政府由从属关系转变为利益交换关系,一个现代社会的框架,将越来越清晰。

沧海辽阔,荣衰起伏。对于那些可能影响我们命运的“危机”,有清醒的预判,就不至于感到突兀,未来就不会变得茫然、荒谬和混乱,就不会因急遽切换的未来画面而晕眩。而当各种力量与矛盾汇聚,如果政府和公民、中央与地方能够展开全方位的建设性的合作,中国的前景,应该比我们想象的更美好。让我们祝福2008,祝福中华民族。

那些忠实的读者可能还记得,2002年,我们的年终特刊主题就是《转型力量》。我们以自己的视角,报道了身处转型中的几十位中国人在2002年的故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他们创造着大量的就业机会,带来了更多的社会财富,这显然有助于保持社会结构的稳定性。良好的外部环境,灵活的经济政策,追求财富的国民心态,也使我们产生了巨大的信心。我们试图得出这样的结论:2002年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加速的一年,也是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一年,而2003年将会更加乐观。

那一次年终特刊的前言,题为《一种负责任的现代化》,在谈到公平与效率、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引述了法兰西科学院和政治科学与伦理科学院的两院院士阿兰•佩雷菲特一个说法——“宗教的奇迹在于对上帝的信仰,而经济发展的各种奇迹在于对人的信任”。我们在前言里提出,信。